我想找块毛巾给她擦擦泪,却始终没有动。
    即使手边有毛巾,我想我也做不出来。
    我和她之间,从没有这么柔软的表达。
    如果做了,对彼此也许都是一种惊吓。
    父亲的遗像,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。
    有一天,我下班早了些,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摸着父亲那张扣着的遗像。
    她说:“上头我命硬,下头二妞命硬。
    我们两头都克着你,你怎么能受得住呢?是受不住。
    是受不住。”
    我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    又难过,又委屈。
    原来她一直是这么认为的!
    原来她还是一直这么在意我的命硬,就像在意她的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她生于正月十五。
    青年丧夫,老年丧子,她的命是够硬的。
    但我不服气。
    我怎么能服气呢?父亲得的是胃癌,和我和她有什么关系?我们并没有偷了父亲的寿,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栽赃?我不明白她这么做只是因为无法疏导过于浓郁的悲痛,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。
    那时我才十八岁,我怎么可能明白呢?不过,值得安慰的是,我当时什么都没说。
    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伤相比,没有发作的比重。
    工资每月九十八元,只要发了我就买各种各样的吃食和玩意儿,大包小包地往回拿。
    我买了一把星海牌吉他,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门口的石板上练指法。
    还买了录音机,洗衣服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听着费翔和邓丽君的歌声。
    第一个春节来临之前,我给她和妈妈各买了一件毛衣。
    每件四十元。
    妈妈没说什么,喜滋滋地穿上了,她却勃然大怒——我乐了。
    这是父亲去世后,她第一次发怒。
    “败家子儿!
    就这么会花钱!
    我不穿这毛衣!”
    “你不穿我送别人穿。”
    我说,“我还不信没人要。”
    “贵巴巴的你送谁?你敢送?”
    她说着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里。
    那是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。
    领子和袖口都镶着很古典的图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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