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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学校教务处复查后,承认处理有误,改为1990年暑假结业。“结业”二字对于要强的张强来说,无疑是个耻辱。他找出了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的学籍管理规定,认为他有权利再补考一次。当时的系主任在张强的补考申请书上批注:请教务处领导尽量予以融通解决。张强不满,于是系主任又附了一句:以我个人的名义,同意张强同学的申请。然后就没了下文。
1990年的毕业季,张强一项项地办理了离校手续,拿到了6个鲜红的戳印,唯独膳食科“办理户口、粮食迁移手续”的格子里留了空白。张强自此成了一个人已离校、但户口仍留校的“空挂户”。
学业结束后,张强没去成他第一、第二分配志愿的城shi深圳、珠海。虽然这两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,但关卡森严,入关得有边防证,且只有三个月有效期。张强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,但不解决户口问题。他被委以重任,虽然没有毕业证,但看起来和那个年代稀少的大学生一样,前景无限。
1996年之后,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。他寄希望通过学校跟公安机关交涉,解决户口和身份证问题。他找过学校的党委、保卫处、教务处,以及几位校领导,得到的回应一致是他的学业已完成,须把户口迁出去。但张强坚持,在迁出户口之前,申请补考以及与之相关的“结业”还是“毕业”的判定,要先得到公正的回应。张强还找过系里负责毕业的书记杨爱云,但不耐烦的她叫来了校警队。
近年,尤其是当初知情的系、校领导去世的去世、退休的退休,遗留的问题更被搁置。去年8月,张强给校长办公室发了份快件,要求解决户口、身份证以及“伤害赔偿”问题,但他没收到回音。
2010年张强参加了同学聚会,20多年前的老师如今还在世的,也都已白发苍苍。早几年,对那些处理其退学问题的老师,张强一直心存芥蒂。但十多年过去后,张强一一和他们合了影,面露微笑,就像其他平常的师生,其中就有杨爱云。那天,这位前系支部书记向张强道了歉,说对不起他。
黑色生活
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,从深圳到辽宁营口,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。深圳——厦门——温州——上海——江苏——山东——河北——辽宁,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,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,逐省停留、换转。
这个道歉没能扭转张强下滑的生活走势。2011年,他相爱十来年的女人选择了离开,也带走了他们的儿子。
“女朋友”、“儿子”是张强最不愿触及的话题,状态不好的时候,提及这五个字眼就会令这个中年男人眼眶发红。他摘下眼镜,用一个指尖拭去眼泪,然后双手扣在后脑勺,把头深深地埋进双臂间。
只有在春日一个周六的下午,借着点微微的醉意,他才收起往日的疲态,愿意谈及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、却最对不起的人。
“她一米七二,长得很美,性格泼辣。”在描述女朋友时,张强的声音会变轻,脸上绽开略带羞涩的笑意。但因为没有身份证,张强没法和她登记结婚,即使这个姑娘在2006年成为了他儿子的妈妈,名分上也都只是“女朋友”。
2010年左右,他带着母子俩回了趟老家。因为张强上不了火车,从深圳到辽宁营口,一家人只能选择坐大巴。深圳——厦门——温州——上海——江苏——山东——河北——辽宁,这条长达3300公里的线路像一根藤蔓,顺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,逐省停留、换转,尽管比较麻烦,但至少可以休息,不会那么辛苦。回一趟老家单程要耗去整整一个星期,而如果能坐火车,32个小时就能到达。
儿子小,适应性比成年人好,累了就睡,饿了就吃,渴了就喝,一路上觉得很好玩。令张强佩服的是,女朋友也挺能吃苦。她曾经跟张强说过还想要第二胎,生个女儿,她不怕辛苦。
但是不留情面的现实,赶在这个憧憬中的女儿之前一次次地撼动着这个家,直至它开裂、破碎。有了孩子仍没法登记结婚,这令张强的女朋友在娘家里、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;准生证是她挺着大肚子花钱设法办的假证;张强没有身份证,所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,孩子的生活费学费也只得她来筹;由于“非婚生”,儿子上不了户口,她不愿儿子步他父亲的后尘,在一次次地跟张强抱怨、发脾气之后,彻底引爆了这个家庭结合之初就埋下的危机。
张强没有去争抚养权,“我没有话语权,如果他跟我在一起,户口问题我解决不了,学校问题我解决不了,好像谈判一样,我没有谈判资格,上不了桌。”
他的心里都是愧疚:“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儿……”即使在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,张强也只能不断地赔罪,说你打我几下,然后把肌肉绷紧去迎接落下的一连串拳头。
儿子随妈妈去了惠州,离深圳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但张强见他的机会并不多。如儿子所说“我现在有两个爸爸”,母子俩已经有了新的家庭。去年交齐了29768元的社会抚养费,儿子才上了户口。
“这辈子都毁了”
对于媒体来采访,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。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:“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,曝光了,警察把我当‘三无人员’抓起来,有冤没处申怎么办?”
在他的家庭分崩之后,表弟张武(化名)就再也没从张强那听过这种爽朗的笑声了。
张武是个圆脸、壮实、耿直的人,每天有14个小时在深圳南山\区一家北方风味的餐馆里,替老板打理一切,十年如一日。张武的老婆、孩子都在东北老家,但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去。365天都是餐馆、员工集体宿舍两点一线。
即使到餐馆里找工作,也得拿身份证。张武很明白,没有身份证意味着什么。虽然仅初中文化水平,张武与张强没有太深入的沟通,但对于表哥的遭遇,他都看在眼里,心里也不好受。
张武提供的帮助朴素而直接。他对张强说:“没睡的地方就到我这睡,没吃的就到我这吃个饭,我的衣服有什么你喜欢的就拿着穿。”今年的年夜,他发信息告诉张强,如果他没地方呆,可以上餐馆里跟他一起过年。
张强本是老家里难得的大学生,算得上“秀才”。“按正常说,他要是有身份证的话,也许都是企业高管,甚至都出国了,或许是我借他的光、他帮助我呢。”
在张武谈论他的时候,张强会低下头去,不说话,或者避到隔壁的房间去。
近年,张强努力收起偏激的姿态,有意识地保持着理性、平静。除了家人、律师,很少有其他人知道张强的经历。他怕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是“黑户”,他们本来平等的关系会失衡。他也自知,他倒出来的都是苦水,别人会听得不耐烦。
他将更多的精力,放在了钻研律法上,“天赋人权”、“自由”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。《户口登记条例》《居民身份证法》等国内涉及户口、身份证的法律规定他都已门儿清。
在自学法律的过程中,他还发现:1954制定的《宪法》里规定“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”,但1975年、1978年、1982年修订后的宪法都不明确这个问题了。
去年看到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——其实这个条例从2008年5月就开始执行了——之后,张强重新燃起希望,分别给广州shi公安局、天河公安分局、五山派出所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寄去了特快专递。只有广州shi公安局天河分局给了答复:迁回原籍后再办理其他相关证件。
而李志勇律师的看法是:在张强把户口迁出广州之前,公安机关还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,先把身份证给他办下来,迁不迁户口是第二步。张强希望通过律师,分步找学校、公安机关把这个纵跨30多年的问题解决了。
对于媒体来采访,张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。就像跟他接触过的人,很容易看到他性格里一些矛盾的地方,较真认死理,又夹带着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者的敏感和怯懦。他不止一次地问记者和律师:“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证件,曝光了,警察把我当‘三无人员’(无身份证、无暂居证、无用工证明)抓起来,有冤没处伸怎么办?”
对公安部门多年的忧惧仍未消褪,张强不愿意跟他们接触。李志勇律师建议他:“积极点好,保持沟通,有什么需要、想法说出来,尽量让这个事情得到好的解决。”
有时候,张强的目光会穿透过玻璃窗定焦在远处,一个个地名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:美索不达米亚平原,玛雅文明,“五月花”号在美国停靠的港口……好像他的胸中已经烙有一幅清晰的地图,只差出发。
他曾经设想着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干出一番事业,再进一步去美国、欧洲好的大学读研究生。但如今已经年近半百,那些同学的孩子都出国留学了,他最初的设想仍然只能在大脑中漫游。
在向公安部和广东\省公安厅发出信息公开申请函一周之后,3月14日,李志勇接到了广东\省公安厅的电话。不过,即使新的身份证能马上很顺利地办下来,张强作为一个男人为事业打拼、为家庭守望、靠奋斗证明价值的黄金二十年已然错过,而且无法重启。
就像张武说的,“他这辈子都毁了,事业、家庭都毁了。”